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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我们昨天选择了“坐大巴”（集体主义救赎）而不是“自己走路”（个人主义修行），那么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角色：司机。
无论这个司机叫“僧团”、“教会”还是“先锋队”，逻辑都是一样的。
他们向你承诺：只要你上车，听指挥，我就能带你去那个流着奶与蜜的彼岸。
但历史却总是重复着同一个尴尬的画面：
车还没到终点，乘客们饿得面黄肌瘦，司机却在这个过程中吃得脑满肠肥。
一、经济学死结：委托-代理问题
这在制度经济学里，叫“委托-代理问题” (Principal-Agent Problem)。
当你把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权（委托）移交给一个全能的集体（代理）时，一个致命的“激励不相容”就诞生了：
* 乘客（你）的目标： 以最低的成本、最快的速度到达彼岸。
* 司机（代理人）的目标： 让这趟旅程尽量舒服，让自己的权力尽量持久，并从每一张车票里抽取最大的租金。
因为信息不对称（只有司机知道路况和油耗），也因为权力不对等（车门焊死，你无法下车），司机没有任何动力去服务你。
相反，他有无数的动力去“寻租”：
他会把最好的汽油倒出来换酒喝，把你的行李扔下车腾地方放他的沙发。
二、解释权的垄断
更可怕的是，为了维持这种特权，司机必须垄断对“彼岸”的解释权。
- 你说你信佛，想成佛？
不行，你自己念经没用，你得通过我（寺庙/僧侣）。你得捐香火钱，得塑金身。我是你和佛祖之间唯一的中介。 - 你说你爱国，想建设国家？
不行，你自己建设不算，你得听从我的指挥，服从我的分配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“目的”被“手段”绑架了。
原本是为了去彼岸才造的车，最后变成了为了养活司机和这辆车，乘客必须耗尽所有的盘缠。
三、历史的教训
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“大乘救赎”方案——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——最后都会演变成一个庞大的、自我增殖的官僚分利集团。
他们不再关心车去哪里（甚至车可能在原地打转），他们只关心：
1. 车门锁好了没有（防止乘客逃跑）。
2. 今天的车费收齐了没有。
三疯的结论：
不要看他们说了什么（普度众生/为人民服务），要看他们吃了什么（特供/免税）。
只要方向盘不在你手里，这辆车去哪，其实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2026年1月8日，三疯写于书房。
